專家解讀 | 梅夏英 伏軍：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將促進出口管制治理能力現代化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教授 梅夏英
近期，國務院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下稱《條例》）。《條例》的制定實施，對于維護我國國家安全與利益、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以及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將“完善出口管制體系”作為我國深化外貿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同時強調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加強涉外法治建設。隨著國際形勢與風險挑戰日趨錯綜復雜，個別國家不斷對華采取激進的貿易政策，出口管制措施被濫用為遏制中國發展、阻礙正常國際經貿往來的工具。與此同時，管制物項內涵擴張、國際通行管制措施變化以及跨國監管執法等實踐突出問題，迫切需要我國對已運行三十多年的兩用物項出口管制體系進行調整、優化。此次《條例》在出口管制法框架下，積極回應我國出口管制管理的客觀需要，同時借鑒了出口管制領域國際共識與通行做法，為推動構建我國現代化出口管制體系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是我國對外貿易領域法治建設、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的一項重要舉措。
《條例》的制定與實施在國內、國際層面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國內層面，一是統籌發展與安全的立法原則，體現出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根本宗旨，與個別國家將出口管制作為強權政治、霸權手段的做法有著本質區別；二是作為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舉措，推動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進一步提升我國出口管制治理效能；三是聚焦我國現實需要，有效整合現行較為分散的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法規制度，加強我國出口管制規范的科學性、合理性。國際層面，《條例》很好地兼顧了國家利益與國際義務兩者間的平衡，堅守世貿組織規則“安全例外”的合理范圍，體現了我國積極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的大國擔當，對促進全球安全治理、推動構建普遍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良好的引領示范作用。
《條例》在以下方面具有鮮明亮點：
一是建立協同高效的國家出口管制體制。在國際范圍內，世界主要國家大都建立多層級、跨部門的出口管制機制，協調重要立場和行動。《條例》借鑒該領域國際通行做法，同時創新性地建立我國特有的出口管制協調及部門協同管理模式，以更好地滿足出口管制措施動態調整、出口管制效率提升的現實需要。一方面，《條例》明確由國家出口管制工作協調機制負責組織、指導兩用物項出口管制工作，統籌協調重大事項。另一方面，《條例》明確相關部門職責，確立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負責兩用物項出口管制工作，海關、外交等部門協同配合。此外，《條例》還完善了追責體系并規范監督檢查措施，以寬嚴相濟的法律責任制度促進出口經營者知法守法，從根本上提高行政執法效率。
二是強化系統有效的出口管制措施。在兩用物項出口管制具體措施方面，《條例》參考國際通行做法，規范、優化了包括出口許可、最終用戶和最終用途管理、管控名單在內的多項管制措施。在許可管理制度優化方面，建立了包括單項許可、通用許可、以登記填報信息方式獲得出口憑證等在內的多種不同便利程度的許可管理體系，將監管資源根據出口敏感程度和風險等級進行優化配置，進一步提高行政效能。在管制措施升級方面，《條例》吸收國內外成熟經驗，建立“報告＋核查”的最終用戶和最終用途管理模式，顯著提高出口管制措施的精準性，有力保障了對兩用物項出口用途及流向的全鏈條監管覆蓋。同時，《條例》還規定了出口管制關注名單、管控名單等制度規范，具體規定列入、移出的條件、程序和法律后果，為應對外部不公正、不合理貿易管制措施預留了法律應對手段及制度空間。
三是構建全社會共同參與出口管制的良好氛圍。從國際實踐看，各國出口管制主管部門普遍重視政府、自律組織、企業自我規制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出口管制相關活動，如美國、歐盟近年來出臺的出口管制合規指南、內控建議等，均強調企業在接受出口管制調查時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已履行合規義務的重要性。《條例》結合國際社會實踐經驗，強調社會多方參與對兩用物項出口相關活動，包括主管部門擬訂并發布指南，對出口經營及其他服務商的合法貿易活動進行鼓勵和引導；商會、協會等行業自律組織為企業提供信息咨詢、宣傳培訓等服務，引導企業完善內部管理等。同時，《條例》允許符合條件的出口經營者申請通用許可，上述措施有效平衡了政府和經營主體、效率和公平、發展和安全的關系，有助于推進出口管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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