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教授 趙鵬　　

　　當下，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不斷加深，正成為改變整個社會交互方式和生產、生活環境的重要驅動力量。在政府治理中科學合理地利用這些技術，既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也有利于強化法治政府建設的科技保障，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正因如此，《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年）》將“智能高效”作為法治政府建設的基本要求之一，并提出全面建設數字法治政府的目標。由于數據在當下的數字化浪潮中發揮著基礎資源和創新引擎的作用，制定《政務數據共享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推進政務數據安全有序高效共享利用，充分釋放政務數據資源潛能，對于全面建設數字法治政府意義重大。

　　一、《條例》是創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建設數字政府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數字政府并非簡單地將行政活動遷移至線上，它意味著更廣泛深刻的變革，需要重塑政府組織形態、行政過程、政府與公眾交互界。這一變革是在數字化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其關鍵就在于堅持數據賦能。數據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基礎，只有將數據的利用作為核心驅動因素，才能有效推動政府業務協同、組織變革、決策優化，并不斷提升政府和公眾之間交互的便利性。

　　當下，數字政府建設的宏觀效益顯而易見，與此同時，政府部門間、不同層級政府間的“數據壁壘”“數據孤島”這一核心制約因素也日益凸顯。正是政務數據資源無法有序高效共享利用，制約了政府業務流程整合優化重構，成為數字政府建設中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這一問題的形成既有不愿共享的觀念因素；也有不同部門政務數據資源部署的網絡環境不同、信息系統不同、技術標準不同等技術因素；更為復雜的則是，政務數據過去因服務于某個單一部門、單一系統的法定職責而形成獨立的采集、存儲和使用管理制度，本身并未考慮其他橫向關聯使用的需求。改變既有的行為模式，需要在體制機制、行為規范等方面形成一套完備的制度安排來創造激勵，并明確諸如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責任。

　　針對這些問題，《條例》進行了系統設計，構建了推動政務數據共享的基本制度框架：從管理體制方面，明確了各級人民政府、政務數據共享主管部門、政府部門及其政務數據共享工作機構的職責；在工作機制方面，提出了實行統一目錄管理的基本方法，明確了相關部門編制政務數據共享目錄的職責，動態更新的要求，目錄編制的程序，政務數據的分類等；細化了共享使用要求，著力解決共享對接不暢、數據回流不及時、重復收集數據等問題；此外還通過加強平臺支撐、強化保障措施來提供技術、制度層面的保障。

　　《條例》的這些規定明確了管理體制，規范了相關主體的義務、創造了推動共享的激勵，也厘清了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責任，有利于在法治軌道上推動政務數據安全有序高效共享利用，逐步破解數字政府建設中的瓶頸問題。

　　二、《條例》是在數字化時代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舉措

　　從法律角度而言，行政活動是將法律原則性、框架性的要求適用于具體情境，根據具體情況做出決定。因此，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機關全面、準確地掌握所涉領域的信息，并在相關決定中充分解釋其決策的信息基礎。因此，制定《條例》，推進政務數據高效共享，有利于實現政府治理數字化與法治化深度融合，大幅提高行政機關獲取、分析信息的能力，確保行政機關決策時對事實的判斷高效、準確，進而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政務數據的高效共享也有利于降低行政活動的重復性，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行政機關為了執行法律法規，確保當事人合法合規開展相關活動，總是需要獲取相應的信息數據。傳統上，不同機關分別開展的要求當事人報告、備案以及實施現場檢查等管理活動，會形成大量的重復性。而政務數據的高效共享可以減少重復性的行為，減少當事人的負擔，降低企業的合規成本，推動構建法治化的營商環境。

　　當然，依法行政也要求構建規范合理的信息數據使用秩序，確保行政決定只考慮法定條件和相關因素，排除與法律目的不相關因素的干擾，避免不當關聯，防止不合理的數據利用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侵犯。為此，《條例》也著力構建安全有序的政務數據共享機制，確立了依法共享、合理使用、安全可控的原則；落實了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等制度安排；要求政府部門通過共享獲得政務數據的，不得擅自擴大使用范圍以及用于或者變相用于其他目的，不得擅自將獲得的政務數據提供給第三方；按照誰管理誰負責、誰使用誰負責原則，明確各環節安全責任主體，并強化需求部門在使用政務數據過程中的安全管理責任。